“不好意思，明天上午农行总行有领导到温州调研，下午经贸委有一些会，后天再联系吧。”
后天又联系，又不行——因为那天下午国家商务部高层到温州要开展调研，所有行业协会会长都在为此作准备……
此次温州采访，记者频遭“拒绝”。对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的采访，因而搁置了好几天才完成，倒不是周老板摆架子，而是这段时间温企困境实在引起太多层面的注意。
这其中，又以打火机行业的萎缩最为触目。据周大虎告诉记者，最高峰时(1993年左右)，温州打火机企业有3000多家；近几年在六七百家左右；而现在，开工的不到100家。
10人名单小测试
到温州采访前，记者搜集了一张打火机企业的“10人名单”，当然这是随机的小测试。以下是逐个打电话的结果。
10家公司中，有两家继续运营；4家电话为空号；其他4家已经关闭，其中有一家转行做配件。
有一家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：“我的公司也不算小，原来有100多人，后来慢慢变成20多个。有一段时间没订单，我一直养着这20多个工人，希望等到形势好起来。”养了好几个月后没转机，他关闭了公司，赋闲在家。
他不愿说更多的情况，为了能够采访到更详细的内容，记者几乎发动了在温州的所有联系人。
有一个老板断然拒绝，他说：“我们温州打火机全国都有名的，现在大家日子不好过，我出来说话太丧气。”
另一个老板婉言拒绝：“我虽然做得不好，做得好的企业还是有的，你多写些好的例子吧。”
有一个说：“我的打火机企业已经关了一年多了，现在在做担保行业，几个朋友凑了1000万。现在担保比较俏，不过风险很大。反正做企业是为了赚钱，没钱赚就乘早改行。”
……
数千家温州企业曾经在打火机这个领域奋斗过，他们共同打造了浙江的两大打火机基地之一(另一个为宁波)。但是现在，大部分公司消失了，只在因特网上留下曾经的名称和信息。
曾经的辉煌
数字上的锐减，小企业的消失，让依然存在的大公司更加引人关注。记者先后采访了大虎、日丰、焦点、恒星等品牌知名度较高的企业，了解他们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所作的努力。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——瓯丽斯展厅。
说有意思，是因为瓯丽斯位于温州国际会展中心1000平方米的展厅，集中了温州打火机产业的顶尖产品。瓯丽斯副总经理张万里告诉记者，他们的展厅跟温州打火机行业是“共生”的，“我每天看着这里的展品很自豪，希望打火机企业能重振雄风，让我有更多可以向来客‘炫耀’的东西。”
“看看，这是一种皮带机，把打火机安在皮带头上，随时可以从腰上取下来用”。
这款皮带机除了能点火，还是验钞机和计步器，小小薄薄的金属盒，功能却很强大，申请了30多个专利。
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里每个精致的小玩意儿都能喷出火焰，记者真的会被迷惑：这支细长的粉红色的，分明是唇膏；那个嵌珐琅的华丽电话，像是民国期间某公馆用过的；还有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枪、微型大炮、模型车，可以把玩的乐器、工艺品……花头真多！
“像这个，是日丰公司给2006年欧洲杯定制的，很有纪念意义；这些，是恒星公司的棉油机，他们还跟国际知名的打火机企业ZIPPO打官司，最后双方庭外和解……”
张万里的介绍，让记者重温了温州打火机曾经的辉煌。
1987年，温州人以手工做出第一只打火机“猫眼”；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温州打火机厂商发展到500多家，当地的信河街也成了世界有名的“打火机配件一条街”；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温州打火机占中国市场的90%，占据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的70%……
这次是第三次洗牌
1993年，温州打火机企业曾经达到3000家，当地学者马津龙分析，“这是一个过度进入的行业”。之后，行业经历过两次洗牌，而现在的大幅萎缩，是小小打火机经历的第三个“劫”。
第一次洗牌，许多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在过度竞争中被淘汰；第二次洗牌，遭遇欧盟CR法案，虽然经过日丰打火机董事长黄发静等“斗士”的抗争，使欧盟修改了部分条款，争取了缓和时间，但执行之后的法案依然让许多公司倒闭。
“第三次，能留下来的都是‘王’!”黄发静说。
这样认为的不只他一个人。烟具行业遭遇过的寒冬比任何一个行业都要多，在本轮危机中又是首当其冲。
协会会长周大虎这样分析行业困境的原因：“除了人民币升值、土地制约、银根缩紧等共性问题外，烟具行业还有三大难题：金属打火机的原料有色金属，早在2005年就开始涨价，到现在翻了两倍、三倍；温州打火机以中低档为主，利润较薄，无法消化急剧上涨的成本；打火机主打出口，面临各种各样规定如CR法案的限制。”
焦点烟具董事长潘武又给记者加了一条：今年是“安全至上”年，打火机运输比较困难。
不过，几大打火机厂商的老板都认为：困难是眼前的，信心是关键！
他们都是经历数次行业洗牌生存下来的，因而都有一套“心经”。同样说“信心”，每个人“信心”的内涵也不一样。
周大虎的信心，在于早年“倒闭”过，坚信活下来的企业会更好；
黄发静的信心，在于他曾经辉煌地战斗过，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；
潘武的信心，在于他8年来踏踏实实发展内贸，网络非常稳定。他说，“所有的准备都是为坏天气作的。”
(第二部分)
周大虎：每次劫难都是一次提升
参加完商务部到温州开的调研会议后，大虎打火机公司董事长周大虎接受了记者采访，他看起来气色不错，挺乐观。“那天全省各地都来了一些行业代表，杭州的钱江摩托、台州的飞跃缝纫机的老板都来了，说起来都有一定困难。困难不是一个行业的事儿，大家都在找对策。”
周大虎给记者分析了打火机行业的一些情况，他提到了前不久行业的一次年会。
“以前年会都得大办，请很多领导，来几百号会员，大家喝酒到很晚，很热闹。今年我们一切从简，行业的几十个人聚一聚，商量对策。但是气氛仍然很热烈，会上挂了条幅：‘攻坚克难，共度难关；携手共进，重振雄风！’”
周大虎说，原材料涨价，涨得他也心惊肉跳：铜从每吨两三万元涨到七八万元；锌从八九千元涨到三四万元。“我做了几十年了，算是还有一定知名度，现在公司利润越来越薄。如果不开发更独特的产品，即使这次熬下来了，下次也难躲过。”
周大虎曾经有过“倒闭”经历。上世纪90年代，温州打火机公司最多时有3000多家，他在激烈的竞争中不得不关门：不是他质量不过硬，而是要求太高。“别的工厂对质量要求不高，在我这儿一个工人一天加工100个打火机，在别的地方一天可以做300个，那样挣钱多啊。工人、技术人员都奔着钱多的厂去了，每天早晨一觉醒来，工厂里就少十几个人，最后没人了。”
结果，在工厂关门的日子里，他抓紧培训了大量新人，并因为一贯注重质量，得到海外客户的信赖。在3000多家打火机企业经过洗牌调整为几百家的过程中，“大虎”把自己塑造成为名牌。
周大虎说，每一次行业洗牌，好的公司都会坚持，最后脱颖而出。这次打火机行业面临的危机，他也相信真正好的一批企业能够笑到最后；只要坚持住，打火机行业会实现自我的提升。
黄发静：我有些忧伤
同样是前不久的年会，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的记忆显得有些伤感。
“以前的年会都好热闹，几百个人，好多桌酒席。今年我们打了很多电话请人，最后到场不超过80人——有些人不做了，不好意思来。”
他是经历过风浪的人物。5年前，为抵制欧盟CR技术性贸易壁垒，黄发静第一个站出来，“率领温州中小打火机企业应诉欧盟CR法案”，当时媒体纷纷报道他的形象，非常拉风。在多方努力下，欧盟CR法案一些规则得以修改，执行日期也推迟了好几年，他也因而获得“2003CCTV年度经济人物”称号。
黄发静从1983年开始办企业，干过电器、眼镜等多个行业，1994年开始做打火机，入行已久，感情深厚。“我觉得，很多打火机企业是死于失去信心。因为压力太大，他们觉得等不到复苏的一天。”
“我们公司也有很深的体会，《劳动法》实施后用人成本上升、原材料涨价……各种因素形成的‘组合拳’打得企业疲于应付。利润越来越薄，眼看别的国家、别的行业也不太景气，不给自己鼓鼓劲儿不行了。”
当然，善于经营的黄发静并没有陷在对往昔的追忆和对同行的感叹中，他给记者贡献了不少应对办法。他说，自己做打火机这么多年，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坚持下去，把企业办好。“目前状况还可以，压力在增大，但经我们开拓，市场也在增大”。
“如果尽了努力还是不行怎么办？”记者问。
黄发静说，实在不行就把企业关掉。
接下来的话让人听了辛酸。“我好歹做了这么多年老板，总有点积蓄。最可怜的是员工，你让他们怎么办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