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奥运会采火仪式在希腊举行时，遇到“记者无国界组织”成员的抗议，警方及时控制了事态，仪式按照既定程序完成。此事件在国内媒体报道后，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反响，很多网民充满了斗争意识，强调“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”，“我们应该严阵以待”。在我看来，这些情绪未免过分紧张。抗议活动在大型国际活动中司空见惯，奥运会也不会因为这一类抗议而受到影响。
一部奥运史，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、欢乐、交流和发展的历史，但是从另一方面说，它同时也是一部表达抗议的历史。现代奥运会的第2届就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，那就是有些国家不顾创设者顾拜旦的坚决反对，派出了女子运动员参赛，打破了古代奥运会对妇女的禁忌。此后奥运会中的抗议或捣乱活动几乎没有间断，大到苏联出兵阿富汗，小到大学生的一个玩笑。1956年，中国政府认为国际奥委会蓄意制造“两个中国”，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，宣布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，以示抗议。1958年，中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联系，直到1979年才恢复。
前些天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家媒体，也从趣味历史的角度，报道了不少奥运会火炬传递史上的抗议活动。比如悉尼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，本国反对奥运会的人士千方百计阻止火炬传递，有的用弓箭远射，有的跑去拦截火炬手，有的要抢去火炬扔进大海。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，更有一名叫拉金的大学生和同学开玩笑，弄了个假火炬跑去交给市长，市长接过后已经发表演说时，才发现真正的火炬手正在跑来。这些小“闹剧”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奥运会的成功举办，中国媒体在回顾时喜闻乐见地称之为“一道奥运风景线”。
新华社在报道最近这一事件时，没有采用在报道别国抗议活动中使用的“抗议”字眼，而代之以“捣乱”、“闹事”、“笑柄”等词语。其实，所有的抗议活动，在奥运会主办者看来都是捣乱和闹事，但未必是笑柄。从历史上看，有些抗议毫无道理，有些抗议为闹而闹，有些抗议却很有意义，无论哪一种，都会给主办者带来麻烦。毫无疑问，主办者应该安排警力，维持秩序，应对骚乱。抗议活动中使用暴力都涉嫌犯罪，应该严厉制止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人质惨案更是遭到全世界的谴责。但是对于更多的非暴力的和平抗议，国际惯例都是宽容对待，理性维持。1956年那个大学生拉金，还得到澳洲人的会心一笑，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选他当上了真正的火炬手。
不单是奥运会，我们从新闻中还可以看到，几乎所有的大型国际活动，比如八国峰会、世贸组织大会、联合国大会等等，都伴随着抗议活动。道理很简单，无论哪国政府，哪个国际组织，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满意，必然存在反对意见。这时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允许这些反对意见表达出来，要么禁止表达。表达意见的人，都希望借助大型活动把声音放大，这是很自然的逻辑。有人说这是西方的“抗议文化”，其实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在古代有百姓拦住巡抚的官轿喊冤，现在则有很多人赶在全国“两会”的时候上访。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意见更受重视，还会耍出各种花样来。比如2005年的香港世贸组织大会上，韩国农民跪拜游行，中国媒体都称赞说很有创意。
宽容对待抗议者不仅是对表达反对意见的尊重，而且有助于培养一个自由的充满活力的环境。2004年初我去雅典旅游时，亲眼看见那里奥运前夕的散漫和无序。当时国际媒体都为它着急，觉得这一届奥运会肯定是办砸了。结果他们忙了一阵，拿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开幕式来，成为奥运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。我认为，这种创造力跟自由散漫的环境是有关联的，整齐划一的文化中只有团体操的优势。
需要声明的是，我这些意见并不涉及“记者无国界”组织成员的抗议内容。即便我坚决反对他们的抗议主张，我也愿意尊重他们表达抗议的权利。奥运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体育盛会，应该释放出一种自由、和平与宽容的气息，而不是一种紧张、固执而排他的大一统观念。
